日本新闻中的红军领袖

最后更新 : 2021.06.29  

1934年10月,在第五次“反围剿”斗争失败之后,中央红军便开始了历时近两年的,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。对于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,国内的各种文献、史料都曾有过详细的记载。

要说最关心红军动向的邻国,一个是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苏联,另一个便是东边的日本。日本之所以如此关心红军,并不是它也想搞革命,而是因为二战前日本一直将自己视为东方的反共基石,并且非常担心国内外的共产党相互影响和呼应。直到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时,其宣传中还把反共当作最重要的使命之一。所以,在日本的新闻报道中,便经常出现红军的消息了。

虽然观点上有问题,但以日本人的认真劲儿,他们当时留下的新闻报道等,倒成为今日研究红军的重要史料了。不过,也有些内容会让人读了如在云里雾中,哪怕是研究红军的专家,也会怀疑是不是看错了。

1932年10月26日,大阪《朝日新闻》刊登了一条关于红军的报道——由其上海支局撰写的《共匪之患》。其内容如下(因是对原译文的引用,其中“围剿”“共匪”“支那”等词汇不作更改):

支那当局如今最大的烦恼便是共匪之猖獗了。如果在镇压共匪的政策上继续出现失误,甚至可以推测支那会面临崩溃性质的危险。日前南京政府集中了六十七个师又十二个旅的部队,合计六十三万余人的大军发动剿匪之战(译者注:即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,对于这次南京政府动用的兵力,国内使用的数字通常是五十万),蒋介石从汉口出发亲自到军中督战,虽经苦苦鏖战仍未能成功。而围绕着蒋介石所进行的去除国民党传统、实施极端独裁的进程在不断深化,也是借助了共匪存在的背景。

共产党军的大本营,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省的瑞金。在这里,共产党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相互合作,指挥的直属部队达到五万人,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、陈东山的第六军团所属的一万六千兵力,共同确立了苏维埃最为强大稳固的地盘。其友军彭德怀(第三军团军团长,兵力约四万一千)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。朱德、董振堂、陈东山、彭德怀四部军队的势力控制了江西省南部一半和福建省西部,范围相当广阔。

與之相对的国民党军部队,包括位于西南方的广东陈济棠军、东方的刚刚移驻福建的十九路军蒋光鼎军及土著的省防军。更主要的是北方压制过来的剿匪总指挥何应钦部主力。这支部队以南昌为大本营,徐徐压迫前进。而善于利用地形的共产党军则秉承一向的从容,转而向国民党军兵力微弱的福建边境前进,越过省境,从背后威胁厦门海港。

如今,作为共产党军发祥地的江西省,西北边境地带还有周建平指挥的约一万兵力、西北边境孔荷宠的约四万部队在顽强地抵抗着国民党军。除此之外的有力部队,还有在湖北省中部积极活动的贺龙所部第二军团(段德昌、香姑、满姑各军合计兵力约五万八千人),以及在湖北、安徽、河南三省交界地带建立根据地的第四军团总指挥郑行为(译者注:未能查到身份)麾下约十万军队。

这一次,对于长江流域共匪的威胁极度嫌忌的蒋介石,亲自从汉口出发,全权指挥对于贺龙军的作战,同时何成溶与刘湘的四川部队则东西夹击郑行为军,加上西南方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副总指挥刘峙的军队、东方的同右翼副总指挥王均的军队共同包围攻击,经过半年日夜苦心的果敢进击,终至奏捷。共产党军中排名第二的贺龙部基本歼灭,郑行为的共产党军第四军团也被从湖北省内完全驱逐出去,其余部现在河南、安徽省境,仅能维持残喘。

以蒋介石为主帅的六十余万大军对共匪进行围剿,解除了长江流域所面对的威胁,然而共匪如蝇,只要政府军稍有放缓,便是八方蜂起的局面。而且,如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困窘,以至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地步,其政府军何时会共匪化是谁也说不准的。今日之所谓胜利,对蒋介石来说是否只是黄粱一梦,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疑问。特别是江西的共产大本营依然不动如山。政府的各支部队名为政府军,实际上各有派系,并不统一,只是松散的联合,所谓剿匪并非易事。支那的忧患因此会越来越深吧。

这是国外比较难得的对第四次“围剿”和反“围剿”进行分析的文章,尤其它的实时性使其更具价值。然而,在这篇文章中的确也出现了一些令中国人不明所以的名字,体现了当时日本方面对华情报的片面性。

比如,国民党方面的指挥官中,“蒋光鼎”显然是“蒋光鼐”之误,而“何成溶”则是“何成浚”之误,之所以国民党方面公布的官员姓名都会搞错,关键在于他们的名字使用了冷僻的汉字,估计弄错的原因还不在日本方面。因为日本新闻和情报方面当时的习惯是,如果遇到中国人的名字中有日文不存在的生僻汉字时,则采用日语片假名代替,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战后,比如邓丽君的“邓”字,在日文报道中便通常用发音近似的“トウ”表示。

而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则驳杂不堪,审校极为粗疏,这种把长官名字弄错的事很多,甚至有时只因为懒惰而不愿去改。这种传统同样源远流长,以至于“七七事变”中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牺牲后,国民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(荣哀状)上竟然将人名错写成了“佟麟阁”,家属要求修改竟然无人去管,最后只好将错就错了。

日本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导人包括下面这些:

朱德和毛泽东,人名无疑是正确的,但将他们列为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又明显信息滞后。朱德曾任红一军团第一任总指挥,毛泽东任政委,而这篇报道发布的时候,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如下:林彪任军团长,聂荣臻任政委,陈奇涵任参谋长,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。

董振堂,报道中为红五军团指挥官,彭德怀为红三军团指挥官,这些都是对的。

陈东山,报道中为红六军团指挥官,就令人莫名其妙了。似乎红军中从无此人,但竟被与朱德、彭德怀、董振堂并列,又似乎并非完全虚构。他究竟是谁呢?查检红六军团的历史,这支部队系1933年才成立,不可能1932年就出现在江西。据推测,报道中所说的部队是应该是红六军。红军历史上有多个红六军,此处所说的有可能是第一支红六军,而所谓陈东山是其副军长陈寿山的讹传。但他活动的范围在湖北,且1929年已经牺牲。因此可能性更大的是赣西南红六军,“陈东山”即其政治委员陈毅的讹传。有趣的是,1946年陈毅以“登东山而小鲁”为儿子取名为陈小鲁,日本人在1932年是如何“未卜先知”的呢?

周建平,应为周建屏,红军第10军的创始人,这是一位1923年就已经在滇军中担任旅参谋长的沙场老将,在红军中极有威望。而他之所以不为太多人所知,是因为他在战争中多次负伤,身体不好,1938年便在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任上因旧伤复发病逝了。

孔荷宠,知道他的人很少,但在红军中却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。此人资格极老,当过湘军,参加革命也早,担任过红军第16军军长,却在1934年叛变,成了红军第一叛徒。抗战中,他担任国民党军暂编第54师师长。红军叛徒不少,但到了国民党军中还能干正职带兵的,此人堪称独一无二,后因私造武器等罪名被罢免。新中国成立后,孔荷宠化名开办妇产医院,最终被公安部抓获,1956年病死。日本的新闻报道说他1932年有4万兵力,明显是夸张,但此人的一生的确是个传奇。

贺龙,关于他的描述只能说还不够,但大体没错。

段德昌,知道他的人就更少了。他曾经是贺龙部下的“常胜将军”。黄埔军校四期,和林彪是同学,曾红三军第9师师长,1933年在“肃反”运动中被杀,建国后被列入第一批烈士名单。

而另两个名字更为陌生,也更加不可思议,那就是与段德昌同列入贺龙部下三大将的“香姑”和“满姑”。她们是红二方面军的两员著名女将。“香姑”即贺龙的姐姐贺英,小名香姑。“满姑”即贺龙的大妹贺满姑,她和贺英都是出色的游击队指挥官,而且都善使双枪,只是她在1928年便不幸被俘,被国民党军杀害了。

据推测,日本记者所说的“满姑”应该是是贺龙的小妹贺戊妹,她与两个姐姐一起被称为贺氏三姐妹。她也是优秀的红军指挥官,1933年与姐姐贺英一起战死。

现在能记得贺氏三姐妹的人估计不多了,而能够回忆起《洪湖赤卫队》乃至“洪湖水浪打浪”的可能更少了。没想到在那个时代,异国的新闻报道中居然会出现她们的名字,可见她们当时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。

那,或许可以算是一种别样的纪念了。

(来源/《铁流陕北:从红军到八路军》,萨苏著,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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